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后，各个大区都成立了行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和中央局都是代表中央，替中央管理各地方的政府、党委。后来中央觉得管理层次太多，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省市，就把行政委员会撤销了。因此，华北局的行政机构、党委机构全部撤销了。当时行政委员会已经有4000多名干部了，这些干部怎么办？于是就制定了三条原则，第一条转到工业企业，第二条上调到中央各个部门以充实机构，第三条回自己所在的各个省市地区。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中央决定在包头建设包头钢铁公司。当时包钢缺少人才，正巧赶上大区撤销，多余的干部调到包钢，华北局一共调入包钢170多名干部，我是其中的一员。我们来的时候，包钢正式批准成立。包钢当时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办事处和十来个人支撑着，主要负责接待外来单位。 到了包钢之后，我被分配到计划处，主要负责搞各个厂区的规划。任务是制定年度规划、年度计划，按照包钢的建设程序需要把每年要做的项目排出来。苏联做了初步设计，还需要委托施工设计，我们就去外边协商。计划处有三个科：长远计划科、年度计划科、统计科，我在年度计划科当科长。1954年到1957年我一直在计划处工作。我们的工作还包括地质勘探、水文地质以及厂区的质量评估。因为包钢的设计需要苏联的帮助，所以需要包钢提供设备、供应、地质勘探等基础资料，苏联才能根据地质情况进行设计。初步制定的是分两期建成包钢，第一期150万吨，第二期150万吨，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完成这300万吨。在筹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苏联的设计中国人很少能看懂，需要一个机构专门负责翻译苏联设计的文字、设备、厂名等。后来成立了包钢筹备处，下面有好多机构：设计处、计划处、设备处、地质处、工程机制处、人事处、劳资处、培训处等。这些人负责开工前的筹备工作，比如：一共要设计多少个厂区、厂址建在哪个位置等，设计处就需要根据初步设计选择地方，地质处就派地质队找矿山，搞勘探，然后把这些初步设想翻译成俄文送到苏联。 包钢开始准备生产，需要很多的人才。从1957年后半年开始给厂矿配人，大部分的领导干部和工人是成建制的从鞍山调过来的。当时，全国一共就三个钢铁基地：鞍钢、武钢和包钢。鞍钢始建于1916年，是个老企业。武钢和包钢都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项目，啥也没有，技术干部、技术工人都得从鞍钢调。鞍钢就分成了三部分，往武钢调一部分，给包钢调一部分，自己留一部分。党政机关也派了一些人，就像华北地区有华北行政委员会、华北局、政府机关，符合转业条件的都转到包钢。国家开始建钢铁企业时，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因此在挑选人才时有一定的政治条件、文化程度、年龄等限制，最起码有初中文化程度，年龄在20岁左右，社会关系好的人才能转业到包钢。 1957年包钢初步设计完成，给苏联送过去开展施工设计，设计完成后，设计处和地质处负责划分厂区地方。计划处安排项目的顺序、投产时间等。有些项目需要先建设，是其他项目的基础，比如动力系统厂就需要先建设，因为任何厂区都需要用电、水、气等。动力系统很重要，要不然投产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这是不行的。包钢决定1959年出铁，向新中国十周年献礼，所以动力系统厂更需要先投产。于是包钢就从处室机关往厂矿里派人，这时候就不光需要机关里的这些人，厂矿里边也得派人，抽一些干部到基层，到生产一线，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调到动力系统的给水厂（现自来水公司），主要负责供水、排水，我之前都没干过这方面的工作。我从华北局来之前都是在机关工作，来到企业里什么也不懂，于是就开始学，在设计处的时候学设计，在给水厂就继续学习如何设计给、排水，我在给水厂工作时间比较长。 我在给水厂当厂长，我们筹备的第一步就是调人，把人配齐。基建工人从鞍钢调来一部分，再自己招一部分，招来的这些人需要培训，要不然到时候水泵开不起来，供不上水是不行的。我们开始建设厂里的一些水源地。水源地建在黄河，在黄河中怎么取水是最大的问题。北京给排水设计院设计好方案后，派专门的团队过来讲解从黄河里怎么取水，取了水怎么过滤，怎么达到工业上要求的指标以及一年的用水量。在包钢之前没有在工业上用过黄河水的企业，谁也没有见过，谁也没有干过，我们都是在不断的学习。 包钢建厂初期生产效率很低。规定焦炉生产不能冒烟，但包钢的焦炉像火焰山一样，又冒烟又冒气。高炉也不能正常生产，因为矿山含的杂物太多，在选矿的时候没有去掉，带到高炉里就成了有害物质，所以高炉的风口、铁口、渣口经常坏。别的钢铁厂像鞍钢，半个多月风口不坏一次，包钢反而天天坏，而且也不是坏一个，原因是炉料矿石里边含有稀土，腐蚀风口、铁口、渣口，导致生产不正常。 于是，包钢开始找原因。起初以为是高炉生产的这批人没训练好，所以从鞍钢调干部、工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用。其实是因为包头矿石里边含有稀土，在别的地方铁矿里没有，带有稀土的矿石在高炉里冶炼，变成气体后在炉子里循环腐蚀三个口，所以总坏。从鞍钢调来了书记、经理、厂矿长、工人、师傅等，这些人来了以后说，我的师傅就在包钢，师傅都解决不了，我更解决不了。当时其实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 党中央、国务院直接召开的包钢座谈会有过两次，这是全国所有企业没有的事。建包钢花了很多钱，投入了很多，但老达不到产量，出不了铁，出不了钢，中央着急了，不是派干部就是开座谈会，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包钢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比较大型的钢铁企业，也是苏联支持中国156项建设项目其中之一，所以国家非常重视。当时乌兰夫是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他也非常重视包钢的发展，有问题就直接给周总理反映，周总理就会想办法解决这些事情。国务院总理那么忙，怎么有时间管一个企业的事情呀！可见国家对包钢的重视。所以包钢一号高炉投产的时候，周总理说要来看看。 包钢说要早出铁，前期好多厂矿没建成，很影响生产。选矿厂没有建成，矿山产的矿不能直接进高炉，进去就全是渣。烧结厂没有建成，本来应该产熟料，但没有熟料，就找一些富矿，直接入炉炼铁、炼钢。这样产生的问题就多，打破了正常顺序。原本的正常顺序是从铁矿开采出来的铁矿石，送到选矿厂进行破碎磨细，把杂质除掉，把铁矿石选出来，然后到烧结厂烧成块，进高炉。前面这两个厂没有，原矿直接进高炉，问题就多。也不是说不知道问题的所在，是因为当时着急建厂，苏联方面的试验还没有进行完。在这之前，我们在石景山钢铁厂（就是现在首钢），找了个小高炉专门炼包头的矿石，在那个时候就发现小高炉经常结瘤，风口、铁口、渣口经常坏，当时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着急出铁，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之后，提出钢铁产量要超过英国等这些口号之后，大家都很着急，好多科学实验的工作没有做，也没有做完，就直接搬到大高炉上，所以问题依旧很多。 1959年周总理来包钢剪彩，剪彩现场有限制人数，不是谁都能去的，得对周总理的安全负责。我没去，好多厂矿的人都没去，但是周总理作报告的时候我们都去听了。周总理对包钢出铁表示祝贺，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件大事。因为学苏联经验，第一个就是要抓煤炭、钢铁等重工业的发展。周总理除了参加一号高炉剪彩，祝贺投产以外，他还讲了国际、国内形势，要求包钢早出铁，早出钢，为国家建设做贡献。 1964年搞机构改革，精简（合并）机构，所以就把动力七个单位合并成了两个单位，一个是动力供应，比如：供电、供水、供气、供热、供氧气，这些厂子叫动力供应厂，另一个是设备检修，比如马达检修、变压器检修、计量机器电话，后来动力部撤销了，我又回到给水厂当书记。之后这五个厂合并，我担任动力供应厂厂长一职。 1974年下半年，包钢调整领导层的时候，我被调回公司当副主任。后来革委会被撤销，我就变成副经理了。这段时间我管过生产、设备，管生产的时间更长。我认为我有个优点就是勤快，不懂就跑去问，和他们讨论，问工人、技术人员、厂矿的领导干部，多方面了解情况，了解之后自己琢磨，然后拿个主意。我管动力系统有个好处，管的这些东西各个厂都用，这些东西我比较熟悉，别人在这方面还没有我知识多，所以我都能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我为什么去管生产了，是因为原本管生产的经理身体不好，管设备比管生产稍微轻松一些，两个人就换了一下。1989年包钢再次调整领导层的时候，我就升为书记，新增加了很多有学历、有专业知识的年轻人，为下一批领导培养人才。 我于1994年离休。我这一生除了在华北局、晋冀鲁豫中央局这两个单位工作以外，就在包钢了。那时候当兵的居多，组织需要你干啥你就干啥，没有做什么思想工作。我们始终坚持的就一条，服从组织分配。我对包钢的感情非常深厚，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包钢，未曾后悔！（史玉华，男，1928年12月生于山西省襄垣县，汉族，中共党员。1954年由中共中央华北局调入包钢，1994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