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组织分配我在土默川沿山一带农村为部队征集给养。由于党广泛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和八路军实际行动的影响，各地群众踊跃送粮送物，积极支援我抗战部队，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但在个别村庄，工作却遇到了很大阻力。
美岱召村南二十里左右有个缸房营子村，是个天主教区。居民被迫全部信奉天主教。这里的外国神甫发号施令，俨然是这个地区的太上皇，他们建立和控制着强大的地方武装，形成一个独立王国。他们打着传教的旗号依附日寇，怂恿地方士绅和“自卫团”反对我抗日部队。他们在群众中进行反动宣传，煽动群众对抗我抗日政府的法令，拒绝支援我八路军任何物资，甚至还派出侦探，侦查我军活动情况，向日军报告。
有一次，八路军绥蒙游击支队教导员姜文华，派我和阎铜旦两人再去缸房营子村征集给养。临走时，姜文华同志还给我们带了一张介绍信，并喝咐我们一定要讲清政策，多加小心，不可蛮干。
我们俩来到缸房营子村以后，神甫不知躲到哪里不和我们见面。只打发教堂的“掌柜”郝雨贵（管事务的）“接待”我们。这家伙大约四十多岁年纪，中等身材，刀条形的脸上堆满了横肉，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一见我们的面就恶狠狠地问：“干什么的？”我们随即把介绍信交给他，并讲明了来意。这家伙接过介绍信，不屑一顾，随便扫了一眼，便丢在桌子上，轻蔑地说：“哼！你们年纪轻轻就干这个，八路军？谁知道你们是一伙土匪还是什么人！”
看着郝雨贵这副盛气凌人、蛮不讲理的样子，我心中的火直往上冒，心想：把你可恶的，还不是仗着洋人的那点势力。但一想到领导的嘱咐时，想到部队急等着粮食，我还是强压怒火，耐心向他介绍了八路军的有关政策。这家伙又说：“哼！还想要东西？你们不看看这是甚么地方，咋唬你妈！”
这家伙依仗着天主教堂的权势和“自卫团”的武装力量，狂妄得不知天高地厚。一顿大骂之后，好像还不能解恨，指着旁边两个自卫团士兵喊道：“给我捆起狗日的，送到警察署日本人那里去！”
两个人立刻过来不由分说地把我们五花大绑捆了起来。这时，旁边一个老年人向郝雨贵低声请求说：“给就给，不给就让他们去算啦，交到日本人那里，还不是送了他们的命。”这家伙哪里肯听。我们还是被押着出了缸房营子，向美岱召车站走去。我心里既忿恨，又着急。心想，送到警察署这鬼门关，就别想活命了，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
走了约有二、三里路，我看了一下周围再没有人，就和这两个人拉起了家常，了解到这两个人也是穷苦农民出身，为了混碗饭吃，才在自卫团当了兵。于是我就对他们说：“咱们都是中国人，日本鬼子这样欺侮我们，咱们应该一致对付鬼子才对。八路军那样艰苦抗日，还不是为了咱们穷苦人。你们除东西不给，还要送我们俩的命！”
“唉！人家叫我们送，我们敢咋？”其中一个无可奈何地说。
大家都不说话了。我们也知道他们有难处，也没有再说什么。
“你们看这么做行不行？”沉默了一会，另一个自卫团丁机警地向周围望了望，用试探的口气说：“我们把你们放了，回去就说半路上跑了，你们也不要说是我们放的。”
说完扭了他的伙伴一眼。看神色，他的伙伴也同意这样办。于是他俩慌慌张张给我们松了绑，低声说：“赶快跑吧！”我们感激地向他俩挥了一下手，就匆匆向根据地方向奔去了。
回到一前晌根据地，姜文华同志见到我们就问：“任务完成得怎么样？”
“怎么样？你先看看这。”我一边气愤地说，一边挽起袖子，露出被绳子捆下道道痕迹的胳膊。并将事情的经过报告了一遍。
“太不像话了！”姜文华同志听完后，忿忿地说道。沉思了一会儿，对我们说：“好啦，回去休息吃饭吧。”
当天，部队领导就开会研究，拟定了袭击缸房营子村的战斗部署。
第三天下午，九连、十连、十一连三个骑兵连，还有蒙古游击队及部分工作人员，从一前响出发，来到了白石头沟口隐蔽起来，一直等到天黑，部队才进到陶思浩村。领导派出两个班埋伏在陶思浩北边的铁路附近。任务是如果有敌人的军车通过，就用地雷把它炸掉。
晚上，部队在陶思浩村吃了饭，准备好草料，村长还发动群众和我们一起动手绑了十几架云梯，准备攻围子时用。
等到十点多钟，部队向缸房营子村进军了，陶思浩的许多老百姓，纷纷加入到部队的行列，为部队抬担架，抬云梯。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周围一片寂静，只听见急促的马蹄声。而此时，每个战士都怀着满腔怒火，决心给这些不法分子一个严厉的惩罚。
不一会，部队来到北卜子村。这里距缸房营子村只有三、二里路。部队把战马留下，徒步向缸房营子村包围过去。来到村围子边，稍事休息，等待进攻的命令。这时只见北边的土围墙上，有一点红光一闪一闪地移动着。突然传来“口令！”“谁啦？”的喊声。原来是一个哨兵抽着烟走过来，只听“叭”的一声，一个战士照着火光打了一枪，那个哨兵应声倒了下去。后来我们检查时发现，这家伙怀里还抱着一只鸡哩。这一声枪响，打破了村子的沉静，顿时，村里乱作一团。天主教堂和自卫团慌忙吆喝人马进行应战，只听见“砰砰”“叭叭”胡乱放开了枪。这时，我军四面的机枪同时开了火，许多战士早已登着云梯扒上了围墙。自卫团一看我军强大的阵势，哪里招架得住，早吓得跑的跑藏的藏，溃不成军了。
部队进到村里以后，领导立刻传下命令：一律不准进老百姓家。部队来到教堂，外国神甫已经逃跑了。我怀着满腔的愤怒到处寻找郝雨贵，这家伙也早躲得无影无踪了。我们对整个教堂进行了搜查，缴获了两门“折腰炮”和许多枪支弹药，还缴获了大批粮食和衣物。
拂晓时分，我们将这些战利品用车拉上，撤出了缸房营子村。回到根据地，大家兴高采烈地清点和上交战利品，我也将缴获的两样东西上交给领导。一样是神甫穿的两件白大褂，还有一样是两盒钉子似的子弹。白大褂当时就被战士们撕开擦了枪。我把那两盒子弹给了教导员，教导员拿住一看，高兴地说：“这才是正经东西哩，有没有啦？”我说：“没有啦。”
这次战斗以后，天主教堂利用宗教信仰大作文章，散布谣言诬蔑我军的行动。为了伸张正义，批驳谣言，部队及时印发了题为《为袭击缸房营子告同胞书》的传单，用大量事实揭露了这个天主教堂依附日寇充当间谍，危害我军抗日活动的罪行，讲明这次战斗的目的，宣传了战绩，并阐明了我党的宗教政策，传单义正辞严地驳斥了敌人的无耻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