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粗不到一毫米，长不过四厘米，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通的东西，现在买这样的一根针，用不了一分钱，微不足道，但在抗日战争反“扫荡”时期的大青山绥西抗日革命根据地，我八路军却把针视为珍宝。而我就是因为在那时丢失了这样的一根针，受到过八路军绥察独立二支队参谋长宁德青同志的严厉批评。时至今日，在我的脑海里依然清晰地铭记着这件事。
那是1941年的事情。
当时，盘踞在我根据地之南的日伪军，在连续遭受我抗日人民武装的沉重打击后，便把主要目标对准我根据地军民，从这年的春季开始，集中了大量的兵力，采取了毒辣的手段，对我根据地一面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一面进行残酷的军事“扫荡”。处在我根据地之东、之北、之西的国民党自卫军、反动地方武装和伪蒙古靖安军，则与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气，互相勾结，也趁风扬沙地不断骚扰、侵害我根据地军民。但我根据地军民，并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牢固地树立了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根据上级指示的化整为零，保存自己，钳制敌人，打击敌人的方针，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机动灵活地与敌人“捉迷藏”，坚持斗争，经受了极其严峻的考验。
由于我们的根据地，处在大青山“二架子”一带的深山密林之中，是晋绥根据地的西北边缘地区，日、伪、顽、匪的侵扰、封锁和“扫荡”，确实给我们带来了重重困难。就拿衣服来说，大后方和平川的补给线被敌人切断了，根据地为数不多的人民群众，虽然和我们八路军同甘共苦，相依为命，但这时连他们自身的生活也很难维持，哪里还能拿出多余的东西来支援我们呢！在这种情况下，新的衣服根本得不到，而旧衣服又因我们整天钻梢林、爬陡崖，没多久就磨得七破八烂。要缝补，但当时的针线非常缺乏。怎么办呢？没线，我们想出了拣羊毛搓成细毛线代用的办法，但针却很难找到，同志们为此很着急。
这年秋天，宁参谋长带着支队司令部的电台工作人员，以及通讯员等十几个人，与敌周旋。他费了很多周折，好不容易弄到一根二号钢针。一天他把我招呼到跟前，一只手捏着钢针，另一只手抚摸着我的头说：
“小鬼”那时我给宁参谋长当警卫员，才16虚岁，个头也不高，因此宁参谋长经常这样亲昵地称呼我。他稍顿后，便用严肃而又郑重地口气说下去：“现在敌人封锁正紧，我费了很多周折才搞到这根针，你要妥善地保管，可千万别弄丢了啊！”
“是！”我高兴地接过这根钢针，仔细地端详起来。这根针虽和我以前使用过的钢针一模一样，但这时忽然觉得它十分尖锐，针身明亮光滑，针冠小孔通畅。心想：这下可好啦，我们缝补衣裳不犯难啦。我拿着这根针象拿着什么宝贝似的，走到同志们中间，一字一顿地郑重宣布：
“同志们，宁参谋长好不容易给我们搞到一根针，由我负责保管。大家谁用，找我来拿，用后要立即归还，千万不能丢失了！”
大家听说有了针，高兴得一拥而上，都争着用这根针缝补衣裳，我急了，又连忙大声补充说：
“大家别争，一个一个挨着来，小心把这宝贝针弄丢挨批的！”
同志们见我说得又严肃又认真，马上安静了下来，依照我的吩咐，一个缝完一个缝。不管是谁拿到针，我都要再三叮咛。
从此，同志们每次宿营或利用战斗间隙，向我要针缝补完衣帽鞋袜，就立即把针交给我，我也是小心翼翼地把它别在我的帽子上，还要仔细端详，看是否别得适中，用手摸摸，看是否别得牢固。
宁参谋长是山西人，年轻时刻苦好学，知识渊博，思想觉悟高，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他来绥远后，一开始在归绥（现在的呼和浩特）搞地下工作，后来隐蔽不住了，就上了大青山，担任二支队参谋长。工作担子很重，既要指挥部队作战，又要对部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兼管统战工作，经常与各方面人士接触，只要有空，还要坚持写日记，整天没明没夜地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大衣烂了也顾不上缝补，我发现后就悄悄地抽时间用这根针给他缝补好。
宁参谋长对下级和蔼可亲，对我的学习和生活非常关心。像严格的教师一样，每天抽时间教我认字、写字，学习文化，又像慈祥的父亲，见我衬衣烂的不能穿了，就把他的衬衣脱下来给我穿上，见我冻得发抖，就给我穿上他的毛衣。我对他十分崇敬。
秋去冬来，天气逐渐变冷。我脚上的草鞋眼看就穿不成了，正巧拣到一双已经大张嘴的破布鞋。一天黄昏宿营后，我照例做好了我应做的工作，就抽空从帽子上取下宝贝针，纫上自己搓制的羊毛线，钉补这双烂布鞋。由于连续几天的行军打仗休息不好，我当时又困又乏，补着补着就打起盹来，一不小心将针掉在了堆满柴草的地上。我发觉后急出了一身冷汗。宁参谋长知道了非常生气，他走过来严肃地说：“董拴宝同志！”我从小家贫念不起书，一直连个“大名”也没有。这个名字还是参加革命后宁参谋长给我起的，但他平时也多是叫我“小鬼”或“三来宝”（我的小名），很少叫我这个名字，今天叫这个“大名”，就增加了严肃和郑重的气氛，使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又带批评又带命令地说：“那个针来得不容易啊！十几个人共同使用的一根宝贝针你给丢了，多可惜啊！要好好找一找！”
“嗯。”我低低答应了一声，就借着灯光，拨拉着柴禾，仔细地寻找了起来。找了半天，累出满头大汗也没有找到。心里十分难过，责怪自己不该粗心大意。晚上，我躺在炕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思考着寻找这根针的办法，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便起床，正要继续寻找这根针，但发现了敌情，我们立即转移，这根针就这样丢了。
自从那天丢针以后，看着同志们的衣服破了无法缝补，我也因穿着那双大张嘴的烂布鞋，常常把脚趾碰得生疼，心情格外沉重。一天，我捡到一截细铁丝，心想：加加工这不能顶针使用吗？于是我就把这根细铁丝的一头，在石头上磨得又细又尖，把另一头弄成个扁圆形的小圈，纫上线试试，虽不如针那样好使，但也能凑合着用。后来我又捡到一根长铁钉，用同样的办法磨尖顶端，钉鞋时当锥子用。就这样直到1942年春季，我随宁参谋长到山西偏关整风时，上级才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针线包。从此我对针线包格外珍惜，再没有丢失过。
解放后，我经常把这“一根针”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教育他们要继承革命的光荣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把老一辈创建的新中国建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