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1年的深秋，正是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对我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的日子。我八路军绥察独立二支队为了保存自己，有效地打击敌人，将部队化整为零，顽强地和敌人周旋在大青山区的崇山峻岭中，那时我只有16岁，在支队参谋长宁德青同志身边当警卫员。
一天，宁参谋长带领我们司令部的勤杂人员和教导队的部分同志共二十多人，携带一部电台从德胜沟转移出来。当翻过几座大山，从金銮殿山下来的时候，已经是大半后晌了。大青山连绵的群峰，在西斜的阳光下默默伫立着，周围好多房屋和割倒的大秋庄稼，被敌人烧成了灰烬，山沟里的空气充满焦糊的气味，山坡上的梢林里，僻静的山旮旯里，常常遇到转移出来的群众。日寇的“扫荡”，大大小小各股土匪的欺凌压榨，使这里的人民群众挣扎在白色恐怖和饥寒交迫的深渊里。看到敌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同志们胸中燃烧着愤怒的烈火，尽管连日的饥饿和疲劳时时袭来，但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行军速度。
我们来到一个小山脚下，宁参谋长命令部队休息一会儿，大家刚刚坐定，突然，有人发现对面半山腰有个小石窑，里面好像有人。宁参谋长马上派人上去察看。一会儿派去的同志押着一个步履蹒跚，蓬头垢面的人走下来。原来他是（国民党顽军）鄂友三部的一个士兵，得了病无人照管，困在这里等待着死亡。战士们一看是个匪兵，联想到人民群众惨遭蹂躏的情景，气就不打一处来，要给他个不客气，但被宁参谋长制止了。他严肃地对那个人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你不要害怕，我们不伤害你。我们都是中国人，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平时不要伤害老百姓，不要和八路军搞磨擦。”说着又让司务长拿出五块钱，说：“给你这五块钱看看病，病好了以后要当一个正正派派的中国人。”通过一番教育，这个匪兵拿着这五块钱，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又是磕头，又是谢恩，并当即表示以后决不与人民为敌，然后就又回到小石窑里去了。这个人走了以后，个别同志想不通，说：“我们自己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抓到一个匪兵不但不枪崩，还一下给了五块钱。”当时宁参谋长又耐心地讲了我军坚定地执行俘虏政策，认真做好瓦解敌军工作的重要性，并说：这种人是敌人方面的最下层，也是受压迫、受欺侮的穷苦入。我们的工作做到了，敌人就少了一个人的力量，我们就多一个抗日朋友。”一番话说得大家心悦诚服。
这时哨兵报告，前面发现敌人的便衣队，朝我们这个方向走来了，宁参谋长命令马上向山上转移。队伍一行动，大家发现参谋长脸色蜡黄，豆大的汗珠从两颊滚下来，原来他已经病了几天了，近来由于情况紧张，为了不影响战士们的情绪，他带病坚持和同志们一起风餐露宿，行军战斗。几天来尽管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没睡过一次好觉，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像好人一样和同志们谈笑自如，连我这个和他最贴近的警卫员，都丝毫没有觉察到他正在患病。此时此刻，大家对自己的首长又心疼又敬佩。当时由于我年龄小，竟忘记了敌情，禁不住拖着哭腔埋怨起来：“您对一个病了的俘虏都舍得给五块钱，对自己的身体就这么一点儿也不爱惜”。他斩钉截铁地说：“这点小病有什么了不起，如果革命需要的话，命也舍得出去，赶快转移吧。”经他一说，我才想起还有敌情。
敌情紧张，刻不容缓。我和同志们好不容易把宁参谋长搀扶到半山坡的一片树林里，敌人正好走到我们刚才休息过的地方，一看人迹马蹄印，马上发现了我们，随即向我们发起进攻。宁参谋长一面坚持指挥有战斗能力的同志阻击，一面组织勤杂人员往山后撤退。一直到天完全黑了，全体人员才撤到山背后的树林里。敌人也看到占不上多少便宜，只好收兵回营了。
深秋的夜晚，阴森森的山沟远处，不时传来几声凄楚的枪声，给人的心情以一种沉闷的感觉。一天的行军、战斗，饥饿和疲劳把同志们折磨的筋疲力尽了，大家拖着疲倦的身子，好不容易在一个山弯弯里找到一座残破的小庙，庙里住着一位年迈的穷老道，热情地把我们让到里面。参谋长虽然还不住地发烧、打冷战，但还是乐呵呵地和老道交谈。从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讲到目前的抗日形势，及全国人民坚持抗战斗争的必胜信念。风趣的语言，不时逗得大家发出一阵阵欢乐的笑声。小庙里顿时充满了欢快的气氛。
又是一天没有吃一顿正经饭了。参谋长的病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压在我的心上。我很想给他弄点儿吃的，哪怕弄几个山药蛋，也比老吃那些发了黄的枯野菜强吧。于是我怀着侥幸的心情走出庙门，夜幕笼罩了整个山区的一切景物，就连附近的几座高大山峰，这时看起来也只是隐约可辨了。周围没有一点动静，只有冷飕飕的秋风，吹打着破庙的山门，发出呜鸣的响声。去哪儿弄吃的呢？在庙周围转了两圈一无所获，我便无可奈何地返回庙里。这时正碰上老道拿出仅有的一点莜面和两个葫芦，让同志们做饭吃。参谋长和蔼地对他说：“老人家，您也是穷苦人，只有这么点粮食，让我们这二十多个人一顿吃完，您以后怎么办呀？”这一说老道更是感动，再三坚持让大家吃，并反复念叨：“你们真是仁义之师呀!”虽然同志们都饥肠辘辘，但心里热乎乎的，七嘴八舌让老人把东西收起，老道只好将东西放归原处，又热情地招呼同志们好好休息。就这样大家每人分吃了一点白天采到的面果子，挤在小庙里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拂晓就又出发了。
这天，我们转移的目的地是大南沟。深秋的凌晨，山沟里凉飕飕，寒霜满地。队伍沿一条弯曲的山间小路急速前进着。刚走到一座大山的山腰，突然山上传来喊声：“什么人？”接着上面不少（伪蒙古）靖安军，乌乌呀呀向我们包抄过来，情况非常紧急。这时宁参谋长沉着地组织好战斗人员，掩护我和电台队队长张大明，背着电台和文件先撤出去。其它非战斗入员从另一条路转移，并约好到大南沟会合。我俩跑不多远，就听见后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于是跑的更快了，因为我们早点离开危险区，宁参谋长他们就能早点撤出战斗。跑啊，跑啊，我的一双破旧而不合脚的鞋跑丢了，两只脚被石头和柴草扎得鲜血直流，但哪能顾上这些呢，一口气跑到一前晌那边，才在一片树林里停住脚。刚坐下休息，就觉得又累又饿，浑身的骨头象散了架一样，坐在长满茅草的地上，比平时躺在自家的热炕上还要舒服，真想这样一直坐下去。但是电台和文件在身上，又不知宁参谋长和部队怎么样了。一想到这些，我俩就又赶快起身，绕道往大南沟走去。走不远碰到一片老乡刚起过的山药地，捡到几颗已经冻坏了的山药，当时实在饿极了，来不及把泥擦净，就边走边大口啃起来。啃完以后才觉得嘴里又麻又苦，有一股说不出的难受味儿。但肚里比较踏实点儿了。走起路来腿上也有点劲儿了。
经过一天的时间，我们俩终于到了大南沟，在预定的地点找到了宁参谋长和同志们。虽然分别不到一天，但大家见面后心情都很激动。这次和敌人遭遇，我们伤了好几名同志，但电台和文件完整无损。宁参谋长对我和张大明说：“这次遭遇战，你们俩机智勇敢地保护了电台和文件，应该受到表扬。”我和张大明同志都说：“还不是你和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们冲出去的。”参谋长抚摸着我的头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