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交通员工作，正是抗日战争处于最艰难的时期。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多岁，热情幼稚，缺乏经验。是党的培养和群众的支持，才使我逐步提高了思想觉悟，认清了革命前途，走上了革命道路。
现在回忆起来，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也还是历历在目。
我当交通员，是这样开始的。
1939年春，党组织派王弼臣、刘启焕等同志来到了我的老家土默川沙图沟、美岱召一带搞地下工作。他们化装成货郎，挑着担子，摇着拨浪鼓，走村串户，深入群众，以卖货为名，秘密串连，宣传革命道理，组织抗日救国会。我记得，王弼臣经常对我们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只要人民起来抗日，中国就不会亡国。”这些话最容易使我们穷苦人接受。因为我们亲身遭受过日本鬼子的欺侮，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的骚扰，群众中早已蕴藏着革命的激情。于是，抗日救国会很快就组织起来了，我也参加了。
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1939年的4月，王弼臣找到我，把我叫到村西大柳树下，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他说：“共产党是为普天下人民翻身得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当前就是领导人民打日本、剿土匪、闹革命的。”
我一听这些，立时就要求参加共产党，他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鼓励我入党后要为党多做工作。我说：“行！”就这样，我在这棵大柳树下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我是党的人了，但是说实话，我那时候对党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对革命二字的理解更是模糊的。只知道打鬼子、闹革命，帮助穷人翻身求解放，但是，如何打、怎样闹？我的思想里是空的。后来，王经雨经常让我保管一些革命书籍，我凭着念了几天私塾的文化程度，悄悄翻阅这些书，对这些书，我真是爱不释手，翻了又翻。同时，玉经雨还不时地把弹药交给我，让我保管。我小心翼翼地藏在比较安全的地方，生怕露出一点儿马脚。我想，这大概就是闹革命吧。那时候，革命的道理我说不了多少，但是像这些工作，我做起来还是十分认真细心的。
到了这年的7月，组织上让我往白只户村送信。这可是第一次接受送信的任务。我很激动，又有些担心。王弼臣同志亲自把信交给了我。信是用毛笔写的，上面这样写着：
“永仁：西边的买卖不好做。
李有威”
临走时，王弼臣再三嘱咐我，路上注意安全。要亲手把信交给“永仁”。并要我去了以后，先找到村长姚亮亮（他是我们的人），让姚村长引我见“永仁”。
我沿着大青山根往东走，一路上很顺利。七十多里的路程没费多大劲儿就走到了，眼前便是我要去的地方——白只户村。这时，我的心情有点紧张，我振作精神进了村，打听到姚村长的住处，找到他。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会儿，问：“你找谁？”我说：“永仁。”他一听说“永仁”，二话没说便引我走，因为“永仁”这个名字只有内部人知道。我跟在他的身后，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原来，“永仁”就是萨县县委书记高鸿光。
高鸿光接到信，见到我，非常高兴，热情地问长问短，我第一次感觉到革命家庭的温暖。晚上，高鸿光同志和我睡在一起，谈了很多革命道理，鼓励我要多做工作，发展抗日救国会员壮大力量。第二天，我回村时，他还给我带了许多用红色、黄色、绿色纸印的传单。
事后，我才知道：信上写的“西边的买卖不好做”，是指萨拉齐的革命工作不够顺利。“李有威”是王弼臣同志的化名。这次送信，我可学到了不少革命知识啊！
以后，我又给高鸿光送了好几次信。慢慢胆子也大了，认识的人也多了。
1940年春，地下党组织在美岱沟野鸡圪洞举办党训班。我也去了。在党训班上，高鸿光同志亲自给我们讲了课，讲的内容是抗日的形势和党的任务。同时，还着重让我们学习了《新党员须知》（油印本）。这次学习，对我教育很大，我对党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学习后，我就担任了沙图沟党支部书记，四区区委宣传委员，从此，我的担子重了，腿也跑得勤了，根据需要，组织上让我送的信也渐渐多了。在送信过程中，常常是烈日当头，风餐露宿。但是困难大，生活苦，我都不放在心上，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在干革命。
刘启焕同志到了白青尧一带后，一时与组织失去了联系。1940年夏天，党组织要我去寻找老刘，并给他带了情报。
我走到白青尧附近的北坝，在村边菜园地里一眼发现了刘启焕，我高兴极了，只见老刘正和一群人丈量土地，说说笑笑，看他和群众的关系那样融洽，我心里暗暗佩服。我们俩见了面，互相都没有说话，仿佛素不相识，他只是看了我一眼，故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又和人们丈量开地了。该怎么办？我扭头一看，园子地边有一家住户，我就假装要喝水：
“结拜，喝一口水哇！”
“喝吧。”刘启焕同志头也不抬地答道。
“歇一阵儿。”
“歇吧。”
我边说边向那间房子走去。
老刘丈完了地，等人们都走了，这才和我接头。我把信悄悄递给了他。他低声对我说：‘三天后，在村北大榆树底下接头。”我当即离开了北坝。到别的村子扛了两天短工。
等到第三天，我去了指定地点，刘启焕同志早到了，他担着货郎担，在那里做买卖，跟前围着许多人。我看见有人，没敢上前接头，就绕着走了。我到了大岱、三和成一带又做了两三天短工，等返回来，北坝被水淹了，没有找到刘启焕同志。这件事，使我非常遗憾，每每回想起来，总要悔恨自己缺乏经验，本来那天想点办法能够接上头，我反而绕了个大圈子，失去了接头的机会。
革命的风雨，渐渐地把我吹洒得沉着、老练、经验丰富了。比如说送情报吧，为了安全，我有时把情报夹在裤带里，有时缝在袖口里，有时还藏在鞋的皮头里。这些办法很好，敌人是不容易搜到的，万一遇到非常情况，我也能临时想出办法随机应变了。
1941年秋，由于游击队里出了叛徒，我们搞地下工作的同志有的暴露了。为了我的安全，组织上派我到武川县西北做工作，要我去小乌兰不浪找贺三应，他是我党地下工作负责人，是和王弼臣同志一起从山西调来的。
临走时，杨叶澎专员给我带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组织介绍信，另一件是六两大烟。并指着大烟嘱咐我：“把这带上，可能到时候有用。”
我把介绍信小心地塞进鞋皮头里，又照原样钉好，仔细用手擦了又擦，直到露不出破绽为止。大烟呢？缝进袖口里。一切准备妥当，就出发了。
当走到武川县城南，一过河槽正要进城时，遇见两个手提铁棍的人站在大路口，看派头好像是日伪警察。
“站住！”“站住！”两人同声地喊。我放慢了脚步。
“干什么的？”
“去后山眊亲戚的。”我干脆地回答。
说话间，两人已走到我面前，伸手就搜我的身。
当敌人的手摸到我的胸口时，忽然问我：“怎么，你的心跳得这么厉害？”
我将计就计，故作惊慌地说：
“我怕——”
“怕什么？”
“我给我叔叔带了些大烟，怕你们搜去呢！”我像流水似地说出了事先编好的话。
敌人一听说大烟，高兴地问：
“在哪？”
我指着袖口说：
“在这里边。”
敌人急忙把大烟取出来，如获珍宝：“去！去！”
我心想，老子不也想走哩。便迈步进了城。
闯过了虎口，我顺利到达了目的地，找到了贺三应同志。他看了我的介绍信，十分高兴。便给我在小乌兰不浪寻了个营生——放牛。
从此，我就在小乌兰不浪村住下了，在张二明家当了“牛倌”，化名陈长有。
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是：一、联络，做好情报转递；二、和群众搞好关系，搞一张“良民证”。
我遵照组织的指示，一面放牛，一面秘密地工作。后山和前山的情报，都要通过我的手转递出去，我利用“牛倌”的公开身份，在事先指定好的山头上，秘密地和前后山的交通员接头，为党传送着情报。我成了中心联络站。
我本来是农民出身，再加上有意识地去和群众搞好关系，因此，我和小乌兰不浪的群众，没用多长时间，就混得满熟了。他们热情地叫我“长有子”，我也和他们称兄道弟。其实，我和他们本来是阶级兄弟，这关系怎么能处不好呢？我已经不觉得生疏了。
我在小乌兰不浪住了一个冬天，过了一个春节。到第二年，也就是1942年春天，日本鬼子向小乌兰不浪要红粮。谁要是不给，便是一顿毒打。这时，群众跑来和我商量办法。我说：“送去吧，一车三石也是个拉，一石也是个拉，八斗还是个拉。套上个‘爬’牲口，少拉些，就说拉不动。多拖点时间，也就拖过去了。”真的，这样做就应付过去了。群众高兴地说：“长有子有办法。”
又过了几天，日本鬼子要人修汽路（公路）。群众又问我怎么办，我说：“去吧！去些老汉、娃娃，遇上石头多的地方，拿上锹；遇上土多的地方，拿上镬子。”这个办法也很灵。群众又高兴地说：“长有子有办法。”
时间久了，一传十，十传百，好事成了坏事。“长有子有办法”渐渐传到了敌人的耳朵里。
一天，贺三应同志通知我，今天必须走。我知道出了事，就遵照组织的指示，当天离开了小乌兰不浪。
果然，第二天，伪警察来到村里，不分青红皂白地毒打顶替我放牛的那个群众。村里人忙去求情。敌人咬牙切齿地说：“他不是个放牛的，是个八路军！”群众说：“他不是，他是本村人。”敌人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群众庆幸地对我说：“你走了，可闹好了，不然就出事了。”这时候的群众也知道我是有来头的人，因此对我更爱护了。他们不让我走，遇到事情都来找我商量，对我十分信任，就连村里办婚丧嫁娶的事，也非要让我“代东”不成。
还有一次，我从绥远取情报回来时，住在府兴营一家店里，店主人是母女俩，我刚刚住下，敌人来查。老妈妈大概猜想我是共产党，便急忙让我去里屋拉风箱。我刚坐下，敌人闯进了门。
“他是什么人？”敌人恶狠狠地问。
“是我的亲戚。”老妈妈不慌不忙地答。
“从什么地方来？”
“从我娘家。”
几句话把敌人骗走了。我实在感谢这位老妈妈。不然的话，我身上的情报落在敌人手里，对革命的损失就大了。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每当回想起我当交通员的时候，心中是多么感谢党组织对我的培养教育，群众对我的支持帮助啊。
(陈顺忆述，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