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包头抗战纪事”全面抗战时期包头地区的军民鱼水情（下）

1938年底，八路军七一五团主力调走后，大青山支队只留下1个营500余人的兵力。由于人民的大力支持，到1939年，这支部队发展到1480人。在由步兵改装为骑兵的过程中，不少群众纷纷将马匹、马装具献给八路军，特别是蒙古族群众，有的送自己的子弟带马参加八路军，有的从自己的马群中挑选最好的马匹支援部队建骑兵，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茂明安旗第十代扎萨克（执政官）齐木德仁庆豪日劳，亲耳聆听了八路军的抗日宣传，目睹了八路军英勇抗日、遵纪爱民的实际行动，打心眼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力号召旗民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抗日斗争。当他得知八路军大青山支队要改建为骑兵的消息时，毫不犹豫挑选了自家的74匹优良战马，及时派人赠送给八路军。

茂明安旗第十代札萨克齐木德仁庆豪日劳和夫人额仁钦达来

位于固阳县东南角、大青山深处的李二沟村，大青山支队的三团四连、五连和九连三排常来驻扎。妇女们看到八路军指战员穿着破烂不堪的草鞋、单薄布鞋，在白花女、柴鱼女妯娌俩的发动下，20多人昼夜给八路军赶做军鞋。她们还动员起各家男人帮着搓麻绳。没有布，她们就把自己的夹袄大襟剪下来打成鞋板子。不到10天，80多双实纳帮子的牛鼻子鞋就做好了。战士们穿上赶路、爬山、行军打仗非常舒适，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939年秋，日本侵略者集结了大量兵力，准备对大青山根据地进行大“扫荡”。这时，正在麻花村一带开展工作的中共萨托工委武装部长王瑜山接到支队政治部主任彭德大的指示，要他迅速搞到真空管、电池，保证大青山与延安、晋西北的联系，同时尽可能多买些子弹以对付敌人的“扫荡”。几天以后，王瑜山从归绥、托县、萨拉齐等地搞到了这些东西，可敌人封锁很严，怎么把这些东西送到根据地万家沟呢？正当他万分焦虑的时候，麻花村的乡文书老刘，把他爷爷的棺材弄出来，把搞到的物品放在棺材里面，又把发臭的猪肉盖在上面，在棺材头上还拴了只引魂鸡，然后把棺材放置到一辆牛车上，让老刘的老婆披麻戴孝骑在毛驴上哭丧。当日伪军拦住检查时，他们便说自己的老人是得伤寒病死的。日伪军怕传染，退避三舍，放弃了检查。王瑜山在刘家人的帮助下，将上述物资顺利送达根据地。

1940年以后，根据地的党政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各族群众慷慨解囊，千方百计把自己节约下来的粮食、布匹、药物、盐碱等物资集中起来，冒着生命危险，巧妙突越封锁线、“防共沟”，翻山越岭、过沟涉水，送到根据地。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地方有：阿善沟门、水涧沟门、美岱桥、苏波盖、东老藏、美岱召、沙图沟、协力气、善岱、大岱、里素、妥妥岱、百只户、塔布子、洪进桥、云社堡、爪房子、一前晌、官地、李气沟、后窑子、庙尔沟、井儿沟、德胜沟、孤石坝等。萨县抗日游击队刚成立时在山里没有住处，美岱召村的尹虎威等人主动到大青山深处的黄土尖，为游击队搭建了几间窝棚。

1941年春天的一次反“扫荡”中，绥西根据地领导机关被困在山上，几天吃不上东西，几次派人下山筹粮，中途都被敌人杀害。正在心急如焚之际，土默川农民老刘冒着生命危险上山送粮。老刘曾给绥西领导机关当过交通员，当日寇连续“扫荡”大青山时，他估计部队和领导机关粮食困难，就背着一袋粮食摸黑爬上山来。老刘背来的是一袋红豆种。他说去年受灾，敌人征粮又多，现在春天青黄不接，人们都在吃糠咽菜，没什么可拿的，只有这一些种子了。机关领导坚持不收，为的是给老刘留下种子。老刘坚持要给，说什么也不能让八路军受饿。双方相持不下，最后采取折中的办法，将红豆种留下一半，带回一半。刘老汉爱党爱军的热情，极大地增添了指战员的精神力量。这天深夜，绥西领导机关顺利突围。

精心救护伤病员。坚持大青山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游击队，长期处于无巩固后方的严酷环境中，部队战斗、转移十分频繁。所有伤病员，轻者跟着部队转移，重者只好隐蔽在当地群众家里休养。乡众争先收留、精心护理八路军伤病员。当时，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可他们总是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给伤病员吃，想尽一切办法把伤病员医护好，送他们归队。1939年冬天，支队政治部主任彭德大患伤寒病住在绥西李大妈家养病，李大妈精心护理，其他乡亲不时送鸡蛋、小米探望他。李大妈唯一的儿子被土匪打死，老人孤苦伶仃。彭德大得知后，便拜李大妈为义母。大青山支队电台分队战士杨吉患伤寒病，部队转移时，把他留在绥西一户人家休养，这家老两口为了照顾好八路军伤病员，把出嫁的女儿叫回来做饭煎药，还自家出钱请来医生为其治疗。在他们的精心护理下，杨吉很快痊愈归队。

1941年初秋，日寇对绥西根据地发动了梳篦式的轮番“扫荡”，绥西三团、绥西专署、萨县政府决定全部转移到东部。王经雨母亲乔培玲为减轻部队负担，带着两个孙儿和萨县游击队的伤员高志等留了下来，隐蔽在崇山峻岭的石岩下或深山幽谷的岩洞里。乔培玲把照顾护理伤员高志放在首位，让高志睡暖炕，吃细粮，每日3次清洗伤口；而祖孙3人却夜睡冷地，饥食野菜，渴饮山泉。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护理，高志腿部溃烂的伤口逐步愈合了，不久便归了队。

1942年冬天，八路军大青山支队的李连长带领着80余名战士从武川向马场梁转移，路过固阳县后窑子时，突遭日军袭击，他们奋勇还击，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是，李连长的警卫员王二后生腿部中弹受了伤。傍晚，战士们背着二后生来到固阳官地村刘金女家。看到受伤的小战士，刘金女急忙撕下自己的白布衫为他包扎了伤口。部队连夜开拔时，将二后生托付于刘金女家养伤。

二后生养伤期间，刘金女一日三餐，精心照顾。家里仅有一点白面，她全部留给二后生吃，还想方设法调剂饮食为他补养身子。二后生伤势太重，大小便不能自理，刘金女就像对待亲儿子一样精心护理，日复一日，从无怨言。二后生能拄着棍子行走时，战友们要接他回去。临走时，二后生噙着满眼热泪说：“不知怎样才能报答您的恩情！”刘金女鼻子酸酸的，她替二后生整整衣襟，满怀深情地说：“盼望俺娃早日把身体养好，多消灭几个鬼子就是对大娘最好的报答。”刘金女像送走一个放心不下的孩子，常常打听二后生的情况。六天后，马场梁来了一位八路军战士，对刘金女说：二后生伤势渐渐好转，请她放心。言语间，刘金女得知二后生每天只能吃点儿荞面充饥。刘金女心痛地流泪了。她说：“好人天天吃荞面也受不了，更何况一个伤员。”就在这天夜里，刘金女和她的丈夫背着3斗莜麦和5斤白面，向着八路军驻地马场梁走去。20多里山路，山高路滑，刘金女身上背了1斗莜麦、5斤白面，虽然拄着棍子，还是免不了一会儿被雪滑倒，一会儿被树枝绊倒。就这样，摔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又摔倒，脸被树枝划破了，膝盖磕得青一块紫一块，直到后半夜，才到了马场梁。值勤的战士把他们领进了部队驻地，同志们都围了过来，看到这一对年迈的老夫妻雪夜上山来送粮，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二后生早已成了泪人，说：“大娘，你真比我的亲娘还亲啊。”一个月以后，李连长又带战士们路过官地村，亲自看望了刘金女，告诉她二后生已痊愈，调到营部当了警卫员。一来二去，八路军战士和这位热心肠的老大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只要来到官地村，他们就是刘金女的客人。那年腊月二十四，家家户户准备过大年，刘金女正在刷墙、打扫卫生时，11名八路军战士来到她家。刘金女看到八路军，想起二后生，不由自主地想让这些战士留下来和自己一起过年，战士们高兴地答应了。为了让全村百姓过个好年，战士们白天黑夜轮流上山巡逻，随时观察敌人动向。每次战士们从山上回来，刘金女就为他们端上热乎乎的饭菜。腊月二十八，战士们帮刘金女糊了窗子、扫了院。三十晚上，家家户户挂灯笼、垒旺火，开始熬年，战士们都上山去执行任务了，刘金女和丈夫把家里的肉全部拿出来剁了饺子馅，忙乎着给战士们包饺子，看到战士们吃着香喷喷的饺子，刘金女宽慰地笑了。

舍生忘死，掩护共产党、八路军。各族人民群众亲眼看到共产党员、八路军指战员胸怀民族大义，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舍生忘死地开展抗日工作，打心眼里认为共产党、八路军是百姓的依靠对象，在紧急关头，千方百计掩护他们渡过难关，脱离险境。

1939年初的察酒足饭饱之后，得意洋洋地走了，一天深夜，于源、刘启焕、王弼臣、王经雨等正在河子村的王经雨家研究组建抗日救国会问题，突然传来人喊狗叫、猛烈敲门的声音。正在院中站岗放哨的王经雨母亲乔培玲发现情况不妙，立即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后院的地窖中。当她返回前院时，一帮伪警察已闯了进来。乔培玲镇定自若地走上前去“热情”地迎接，又十分“殷勤”地递烟、倒水、杀鸡做饭。这伙穷凶极恶的伪警于源等人未受任何损失。

有一次，日军带着一些汉奸、特务把美岱召村包围起来，挨门逐户搜查八路军的工作人员。当时地下工作人员王弼臣就在村里。在万分危急时刻，村里正在办丧事的抗日救国会员王在孝，急中生智，脱下孝衣给王弼臣穿上，让王弼臣与其他办丧事的人员混在一起，装作去给娘舅家磕头报丧的样子，顺利走出村外，脱离了危险境地。

一个晚秋的早晨，刘启焕突然被包围在一个小村庄里。当时，他住在一个堡垒户家中，刘启焕叫这一家的老大爷“干爹”。干爹从街上侦察回来，全家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如何妥善应付。刘启焕动员他们：“要坚决革命，不怕牺牲，敌人打死也不能乱变口供。”干爹代表全家慷慨地对刘启焕说：“孩子，你放心吧！共产党把你交给咱家，咱家男女老少都是革命的，绝不能三心二意，我们宁可全家送命，也要保证你这条‘老根子’安然无事！”全村人被敌人赶在一个大场面里，四面放了哨，架了机关枪，开始检查“良民证”。轮到刘启焕的时候，翻译问：“你来这村干什么？”不等刘启焕开口，干爹在背后高声说道：“他是我干儿子，来我家帮助收秋的！”话还没有说完，两个伪军上去左右耳光把干爹打了一顿，骂道：“妈的，用你多嘴！”干爹被打得嘴里直流血，但还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不信，可以问别人嘛！”翻译问群众，群众齐声说：“老汉说得是实情。”又问村长，村长是救国会员，语气肯定地说：“这老汉是咱村的老实圪旦，没错儿，我担保！”翻译点了头。一个伪军把刘启焕狠狠推了过去，算作合格“良民”，通过检查。

1939年以后，八路军绥西三团在骆驼场设置电台、枪械修理所、卫生所和被服厂，李气沟、西梁、大塔的群众是知道的。日伪军多次“扫荡”这些村庄，许多老乡被抓去毒刑拷打，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可他们守口如瓶，使该团电台、修械所和被服厂日夜开动，安全无恙。

1939年冬天，中共萨托县委武装部长王瑜山率领30多名武工队员在萨县五区的大独立坝开展工作，他们刚落脚在该村妇女抗日救国会骨干姜二婶家时，有人报告一队日伪军骑兵进村了。姜二婶将武工队员藏在后院草垛里，然后锁住大门，招呼乡亲们把日伪军三三两两分散开来招待一番。日伪军酒足饭饱后便扬长而去，武工队员安全脱险。

敌人的疯狂侵略和掠夺，加深了人民群众的灾难。群众的生活虽然非常困难，但为了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人员的安全，常常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慷慨解囊相助。1940年萨县游击队一班班长张永兴等8名同志，到支队司令部驻地学习整训时，途中被伪军李海龙部扣住。在这危急时刻，公山湾乡大塔村的李长有、韩长才等人和匪徒们进行交涉。得知匪徒们想要银元或者大烟的信息后，迅速发动乡亲们凑齐了80两大烟，将这8位同志救了回来。

1941年秋天，萨县抗日民主政府机关的十几个人住在大青山中的大南沟，不巧被伪军李海龙部发现了，派出50多个匪徒前来偷袭，路经萨县公山湾乡的野马兔村时天色已晚，土匪们怕走漏消息，进村后把全村老百姓抓了起来，关在一起，封锁消息，准备第二天凌晨发动突然袭击。当时贫苦农民郑喜红正患搭背疮，敌人放松了对他的注意。当他得知萨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忍着剧烈的疼痛前往十几里远的大南沟，及时报告了这一重要情报。当他返回时，不幸被匪徒发觉，众匪徒对其一顿毒打，郑喜红始终没有说出萨县抗日民主政府工作人员的任何情况。匪徒们十分恼怒，将其杀害。

萨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旧址

1942年秋，当妥妥岱伪村长冯富祥（蒙古族，中共地下党员，受党组织委派担任伪村长，暗中为八路军工作）发现叛徒将蒙古抗日游击师的八路军代表黄天祥、李直捆绑起来，正要开枪射击时，毫不犹豫地喊道：“不准开枪！”说罢，不顾个人安危，上前就给黄天祥、李直二人松绑，然后以村长和长辈的身份斥责他们，使其放了两位代表。

在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长期坚持敌后斗争的过程中，包头地区的各族群众，在共产党各级组织的领导下，团结一心，携手并肩，全力以赴，大力支持八路军、游击队消灭和牵制大量日伪军，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做出重大贡献。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矗立在敌人面前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