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包头抗战纪事”全面抗战时期包头地区各级党组织的秘密工作（下）

全面抗战时期

包头地区各级党组织的秘密工作（下）

抗日战争时期，收集情报、及时报送，是党的基层组织的一项重要职责。在毛岱村，党组织设立了地下情报站。毛岱位居黄河北岸、萨托公路中心点，西北距白青尧十多里。清同治六年（1867年）前曾为清朝在黄河边设立的重要官办渡口，向来车船辐辏，商贾云集，居民众多。日本侵略者侵占毛岱后，将其视作重点防区，驻有日军1个小队和伪自卫团、伪警察署、伪乡公所。为及时了解敌人的驻扎和活动情况，上级下拨了27元经费，以开豆腐坊为名，派人监视毛岱敌人的活动。王道尔吉、薛文官和宋玉在村东门附近开了一座豆腐坊；冀召发、王四平和任进才在村西门附近开了一座豆腐坊。这两座豆腐坊像两个监督哨一样，把敌人进出毛岱村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一些买豆腐的人聚在一起，常常谈论村里及远近发生的事情，地下工作人员也能从中掌握敌人动态。宋玉还通过给日军小队做饭的李玉和，进入日军驻地，一面帮李玉和劈柴、担水、洗菜、打扫卫生，一面观察敌人的驻防和活动。此外，宋玉还去二十四顷地，通过伪警察署长刘汉川，了解敌人的动向，并及时将情报报告了党组织。

刘启焕先后派侯家营的中共党员杨贵仁、北圪堆的中共党员任进才打入威俊、善岱的伪军。派遣1925年入党的李仲深打入党三尧奇子祥伪军，派遣白青尧的中共党员白光打入奇庆林伪军部，让他们及时了解并上报了日伪军的很多情况。

刘启焕在1939年夏到1941年期间，以货郎身份为掩护，深入土默川的城镇乡村，走街串巷、进院入户，一边售货筹集抗日活动经费，一边巧妙地与线人接头，或者亲自进入现场，了解敌人动向，及时给上级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1941年，上级党组织指示地下工作者要职业化，自己养活自己，挣下钱交党费，做工作经费。刘启焕的货郎担被土匪和伪军抢了好几次。货郎担被抢后，王培玉（王经雨兄）家出钱帮助，刘启焕自己也通过打工挣钱的手段置办货郎担。挑货郎担卖货十分辛苦，刘启焕饿了也舍不得吃担子里的干货，有时实在想吃就猛击自己一掌：“这是卖的东西，你吃掉还怎么为党工作！”烟瘾了，担子里有的是各种纸烟，“三宝”牌香烟5角钱1盒，但舍不得抽，自己抽烟叶。有一次，伪蒙古军抢了刘启焕的货郎担，刘启焕十分生气，就去找伪军长官说理。他闯进伪蒙古军住院，看到李森（中共地下工作者，曾任蒙古抗日游击队队长）在那里，便上前说：“你们的弟兄抢了我的货郎担，我没法生活呀，求你们还给我吧！”李森急忙给刘启焕使眼色，然后扬起马鞭恶狠狠地骂道：“你不要命啦！他妈的，还不快走！”说着就要用马鞭抽。刘启焕见势不妙，掉头就走。事后刘启焕见了李森，李森笑着说：“你那次去了，正房里坐着日军指导官，正与伪蒙古军长官争吵着如何消灭八路军和地下工作者呢！你要是见到他们，非丢掉性命不可！”

李森（1902-1987），蒙古族，土默特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开辟从大青山到延安第二条地下交通线，是绥远党组织的重要任务。1939年夏，中共绥远省委书记白如冰，通知刘启焕等人到大青山根据地，专门研究建立从大青山到延安地下交通线的问题。这条线路共分4段，责成刘启焕负责从大青山到黄河南蓿荄树湾的第一段交通；第二段是从蓿荄树湾到桃力民；第三段是从桃力民到乌审旗的三边；第四段从三边到延安。前三段均为秘密的地下交通线，第四段即可公开骑马行走。这条路要比从大青山经蛮汗山到晋西北，再到延安的交通线节省很多路程和时间。刘启焕回到白青尧后，立即着手建立起秘密交通站，从党员中挑选机灵、坚强、可靠、有社会活动经验的雷电云、郭调兵、武福贵、白雄等当交通员，安排抗日救国会骨干马威等当扳船摆渡人。不久，这段地下交通线即告建成。从这条线路，不仅成功护送白如冰、白凌云、杨植霖妻女、陈刚、王国善、李国玺等人以及从延安、晋西北运来的报纸、杂志、书籍、文件等，还在抗战后期，护送了从东北地区来到绥远的党组织人员，使党中央与失去联系很长时间的东北党组织恢复了联系。

从绥西大青山山区到黄河畔有100多里路，经过的都是土默川敌占区。通过时，如果由地下交通员或其他可靠人员护送，需伪装得十分巧妙。1939年秋天，中共绥西地委民运部长白凌云（白如冰妻子）等人从大青山回延安。白凌云化装成办丧事的样子，穿着一身白色孝衣骑在驴上，由白青尧地下党员白雄在前边牵驴，白雄十多岁的儿子白保达戴着孝帽跟在后边，每当遇到敌人，便显示出十分悲戚的样子。就这样，顺利抵达黄河渡口，安全转到下一站。

一次，雷电云受命从黄河渡口往大青山根据地接送一批机密文件和重要报刊书籍。他化装成一个行商驮夫，赶着驴，驴背上驮着的空心鞍子里装满了文件、书、报纸。正在路上走着，迎面来了日军的汽车队。一群日军跳下车包围上来，端起明晃晃的刺刀要检查。雷电云不慌不忙地与之周旋，同时想着“金蝉脱壳”之计。此时，毛驴受日军惊吓，又踢又叫，而雷电云却硬是拉着它走进包围圈，于是便形成一个僵持局面。日军看着人驴拔河的场面，狂笑着叫好。一个日军拿起枪托向驴头砸去，毛驴犟性大发，腾空而起，把雷电云拽倒在地下。他趁机放开缰绳，惊恐的毛驴飞也似地跑到高粱地里，雷电云向日军出示了良民证、营业证和通行证，日军翘起拇指称赞他是个“大大的良民”，然后蜂拥登车而去。而雷电云从高粱地里找到了那头毛驴，顺利完成了任务。

1939年，中共土默特旗负责人贾力更、奎璧动员布赫、李文精、朱玉珊、奇峻山、巴增秀、云曙碧等20多名进步青年，在地下工作者张录的带领下，从土默川的里素、兵洲亥、塔布子一带奔赴延安时，在黄河北岸被奇子祥的伪军扣捕。大青山根据地派刘天河给刘启焕送来指示，让其想尽办法也要阻止奇子祥把这批青年送与日本人。刘启焕立即给派往奇子祥部当秘书的中共党员李仲深发出指示，让李仲深做奇子祥工作。之后，上级又派来与奇子祥有师生关系的奎璧。当奇子祥问清这批青年是要去投奔在国民党新三师任政治部代主任的云泽（乌兰夫）时，第二天就派兵把这批进步青年送过了黄河。

乌兰夫同志（前排左二）在新三师

从1941年开始，日本侵略者为尽快消灭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八路军和土默川的地下工作人员，以扫清西进、南下的障碍，在加紧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山区、平原的法西斯统治，大力推行综合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力量的所谓“施政跃进运动”。日军通过飞机撒传单，散布德国法西斯的军队进攻苏联，包围了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苏联红军已被歼灭；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中心——延安也被国民党胡宗南的军队包围了；大青山的党政人员和八路军也都撤走了的谣言，要求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工作人员赶快投降登记。同时实行“十户联保”制度，即在每个良民证的前面贴上本人照片，写着姓名、性别、民族、籍贯、职业等，后面写着相关的9户姓名，如一家出事，要株连相关9家，妄图用此方法搜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

面对严峻局面，上级党委决定调整政策，对平原敌占区的地下工作人员，严格实行隐蔽政策。其方针是：长期存在，合法斗争，积蓄力量，培养干部，等待时机。不折不扣地做到职业化——种地、打工、挑货郎担、钉鞋、行医等；群众化——与群众生活在一起，说此地话，穿此地衣，吃此地饭，保持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社会化——有地位、有户口、有良民证、通行证、营业证等。同时，要求平川的地下工作人员不再与根据地的民主政府、游击队发生关系。平川地下工作人员回大青山根据地向党组织汇报工作，由1月1次改为3月1次，后又改为半年1次，根据地主要领导机关撤回偏关后又改为1年汇报1次。为适应这种形势，上级组织对中共萨托县委的领导班子作了适当调整，将没有搞到良民证证件的高鸿光、王弼臣、王瑜山、王威、田恩民、马之歆等调回大青山根据地另行安排工作。而刘启焕、张万精因基本做到了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又在当地抗日组织和人员的帮助下，搞到了良民证，仍留在中共萨托县委工作，并让刘启焕担任了县委书记，留在西南区的白青尧一带，张万精仍担任民运部长，转移到托县地区。从此，中共萨托县委的中心，便从中区的百只户一带转移到西南区的白青尧、北圪堆、三和成、周家明圪堆、将军尧、四卜树、毛岱、沙金兔一带。此后，中共萨托县委书记刘启焕，严格执行党的隐蔽政策，通过秘密谈话、传阅革命书刊、组织地下党员和可靠群众观看戏剧，提出“学习杨家将，反对潘仁美”口号，潜移默化地教育干部和群众。刘启焕针对形势的变化，编创了串话“大青山的石头，黄河的水，磨不完的石头，流不尽的水。生是抗日救国的人！死是抗日救国的鬼！”“抗日救国尽了忠，千家万户称英雄；投降日本当汉奸，千秋万代骂祖宗”“抗日牺牲，精神不死；投降日寇，活的尸体。”“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洒了油；民族恨，国家仇，抗日到底不回头！”这些串话押韵顺口，节奏铿锵，通俗易懂，便于流传，在当时发挥了很好的教育和警示作用。白青尧一带的地下党员、救国会员和革命群众，没有发生任何动摇、投敌、告密的事件。

从1938年冬到1940年夏，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共派遣到萨托县的地下工作人员有30多名。他们发展抗日救国会员数以千计，发展共产党员250多人，培养脱产的区级以上干部10多名，把抗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包头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