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沦陷前包头概况
包头在清朝初期是萨拉齐厅下辖的一个村。1923年3月，划包头镇及附近土默特旗、乌拉特前后2旗与伊克昭盟达拉特旗地，设包头设治局。1926年1月改建包头县。1933年成立包头市政筹备处。《绥远志略》写到：“包头为西北之门户，当水陆之要冲，东由平绥路直达平、津，南连晋、陕，西接宁、甘、新、青，北通内外蒙古；凡由内地运往西北各处之零整杂货，及由西北各处运赴内地之各货，均以本县为起卸转运之中枢。”到上世纪20年代，京绥铁路修到包头以后，包头成为内地与西北地区商业贸易的重要货物集散地，又有黄河水运之便利条件，故有“水旱码头”之称。新中国成立前包头市所辖区域大部分属今东河区。
1926年（民国15年），包头人口骤增至14万余人，凭借着陆路、铁路、水路的便利，商业发展和城市建设臻于鼎盛。但随后发生的几件事件严重挫伤了包头地区的商业发展。1926年外蒙古“独立”并中断与内地贸易，包头皮毛业又遇重大打击。1928年（民国17年），英商安利洋行倒闭，所欠包头皮毛行期款50万元，造成皮毛店滞收滞付。1927—1928年，包头连遭旱荒。据《警备司令廷瑛联合包头县各团体设立粥厂救急碑记》记载：“自十五年大军过境，地方之储备一空。十六、十七两年连遭大旱……赤地千里炎炎，昔红日之区饿殍遍野，嗷嗷俱待哺之民户无人烟，村尽丘墟，卖儿鬻子禁不胜禁，生离死别惨费忍闻”。此外，西路皮毛业因宁夏马仲英事件，道路一度受阻，加之包头附近土匪蜂起，客商、百姓不堪其扰。上述劫难使包头商业受到极大摧残。
1931年（民国20年），傅作义主持绥远政务后，追歼清匪工作取得明显成绩，恰遇风调雨顺，农业连年丰收，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下来。到1936年（民国25年），由包头集散绒毛1300万公斤，各类生皮95万张，平绥铁路营运随之达到高峰。皮毛店恢复发展，新开业皮、毛店35家。与皮毛直接有关的牲畜业、货栈业及皮毛手工业也有所增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先占领满蒙、后灭亡中国”的野心，加紧推行以华治华的“满蒙政策”，在内蒙古地区采取军事占领和政治分裂两种策略。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包头虽未沦陷，但已经有一部分日本特务机构和日伪特务、商人活动于包头地区，为其侵略战争做准备。
二、包头沦陷
1937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10月5日，侵华日军在26师团长后宫淳中将指挥下，沿平绥铁路向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包头进犯，协同行动的有驻扎在公主岭的酒井机械化师团。10月上旬，大同、集宁相继失守，伪蒙古军司令李守信率领6个师在集宁与酒井部汇合。此时，阎锡山命傅作义放弃大同，南撤雁门关保卫太原，又将驻守绥远的赵承绶部骑兵和王靖国所率陆军70师调回山西，守卫绥远的主力部队尽撤。战时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于同年8月在大同组建司令部，统辖东北骑兵第2军第6师（师长刘桂五），并招抚、收编东北零散部队组成手枪卫队、特务营，大同失守时与国民军骑7师门炳岳部队退入绥西。当时正值绥远局势混乱，军政无首，遂公议成立绥远军政委员会，推举马占山任委员长。10月14日，马占山等从归绥退驻包头，司令部设在包头绥西屯垦公署。当日即研究作战部署，决定由井得泉的新骑兵3师在萨拉齐阻敌（16日城破，撤回包头），由刘桂五师在磴口（今东河区东兴街道）设置防线，抢时间运走包头物资，向后套撤退。此前，包头县县长兼警察局长赵仲容（山西崞县人）已于9月间秘密弃职携款逃回山西，马占山遂委任商会文牍刘澍代理县长（1928年曾任包头县长），委任王文质为警察局长。当时，驻扎包头城内的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第二路是刚组建的队伍，尚无战斗力，布防与城周的主力部队只有马占山和门炳岳的部队。16日早晨，日军开始攻打萨拉齐县城，直至中午才攻入城内。在制造了屠杀平民的“萨拉齐惨案”后，16日晚，日军与刘桂五部在磴口激战，刘部伤亡甚重，曾组织夜袭，但未成功，只好退返包头。17日夜2时，马占山下令向后套撤退，刘效贤率部南渡黄河，包头成为无防之城。鉴于日军侵略绥远以来，沿途数次制造针对平民的屠杀，为保全包头市民及商户安全，是夜，包头商会邀集士绅富商组成维持会，以漠南公司经理张绍棠为会长。上午9时，张绍棠率刘澍、董世昌（包头商会会长）、翻译王文质等20余人迫于形势在火车站迎接日军进城，包头沦陷。
三、殖民机构的设置
1937年10月，日军侵占绥远省大部地区，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将包头镇改建为包头市，归“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直辖。1938年11月撤销包头县建制，辖区并入包头市。1939年9月，包头市被划归巴彦塔拉盟管辖。1943年6月，“蒙古自治邦政府”在包头设立西部临时行政区，下辖包头市及萨拉齐、固阳、安北3县，与伊克昭盟公署（设在包头市）合署办公。包头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便在包头设置严密的相互制约、相互监视的组织机构系统，对包头进行了长达8年的殖民统治，设立的主要机构和组织有：
（一）伪包头县（市）公署
1937年10月24日，由日军安宅率领的政治接收组织改包头县政府为县公署，任刘澍为伪县长，日本人朝场为顾问，王汉民为庶务科长，王文质为警务科长。12月1日，日军改包头县为包头特别市，刘澍任市长（17天后辞职），后由伪蒙古军第1师师长刘继广继任市长。伪市公署坐落在今东河区新太店巷路北，公署下设税务管理局、总务、财务、民政、警务等科，每个科下设若干股，每个科、股都有日本人监视，重要事项都由日本人决定，他们成为了汉奸、蒙奸的太上皇。伪市公署将包头划分为5区8镇48乡；镇上设统合镇，是伪市公署的派出机构；乡镇以下编村、闾、邻等组织；再加上警务系统的7个警察署，构成了严密的法西斯统治网。在伪市公署机构中，警务科和包头税务支局尤显重要，警务科编制庞大，有便衣特务、警察等2000多名。
伪包头市公署秉承日本侵略者的意志行事，是日军在包头实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侵略政策的代理机构。伪市公署积极配合日军开展治安强化运动，残酷地屠杀抗日军民，掠夺战略物资，为日军侵华战争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具体体现在：一是成立日伪政权机构和军警特务组织，推行反共剿共措施，强化日伪殖民统治；二是在统治区域内实行保甲制度，强行清查户口，推行“自治”，以维持其反动统治，加强对农村的控制，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三是密切配合日本侵略者实施经济侵略政策，大肆掠夺包头地区的经济资源，尤其是皮毛业和工矿业，征收繁重的苛捐杂税，并对抗日根据地施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四是为贯彻日本的文化侵略政策，摧毁中华民族文化，消除中国青年的爱国思想及反抗意识，控制人民思想，强制推行奴化教育。
（二）日伪特务、宪兵组织
包头日本陆军特务机关负责搜集和调查有关共产党、八路军、国民党军队以及外蒙古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同时代表军方监视当地军政官员及社会各族各阶层动向。日本宪兵队负有刑事侦缉、维持治安、审判、情报收集等职能，尤其是负责维持“战时秩序”，是镇压民众反抗活动的暴力工具。
1、日本陆军特务机关
早在1935年，日本特务机关已经渗透到包头，黑木、太野等在包头饭店建立了特务机关出张所。“七七事变”后，绥远省政府通知日本人离境，日本在包的特务机关出张所亦被驱逐。包头沦陷后，1937年冬，日军在包重建陆军特务机关，隶属于驻张家口日军司令部情报部。驻包陆军特务机关旧址坐落在今东河区和平路原150号院内，其组织庞大，有日本特工100人，并发展华人情报人员400多人。机关由机关长、辅佐官领导。下设总务室、经济部和情报部。日本陆军包头特务机关的活动范围远远超过伪市公署的管辖区域，已知其活动有3条秘密路线：一是出固阳，路经达茂旗，由安北到阿拉善地区，越贺兰山隘口至甘肃；二是南行准格尔旗、东胜向陕西一带渗透；三是经杭锦旗渡河到五原、临河至宁夏等地。沿此3条路线设点、设人，进行特务活动。特务机关还通过派遣顾问、教官控制伪蒙古军、绥西联军、东亚同盟军、西北保商督办公署、包头回民支部、甘宁回民支部、哥老会、民生会、回民青年学校等，有的组织变为了陆军包头特务机关活动的载体。
2、日本宪兵队
包头沦陷后，日军在包成立了日本宪兵包头分队，后划归日本华北方面军宪兵司令部统辖，隶属于张家口宪兵队，驻今东河区和平路南端原安仁里内。宪兵队设警务班、特务班、庶务班、留置所监狱等机构。1940年，为大量收集战略物资支持战争，增设经济班。1941年增设剿共班（初称灭共班）。1943年秋，组建具有侦查、突袭战斗能力的特别警备队，以针对共产党领导的大青山抗日游击队。
包头日本宪兵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被宪兵队抓走之人九死一生，其中最为残酷的就是1940年2月制造的“正月大捕杀”。因1939年12月傅作义部攻打包头城，为推卸责任，日本宪兵队以城内有“通敌分子”为借口，逮捕了包括伪市公署警务股长王文质、商会会长董世昌在内的85人，严刑拷打之后，将董世昌等21人押往张家口。1940年6月，王文质、董世昌等9人被杀害于张家口，另有9人被残忍折磨致死于狱中。1942年，“剿共班”在包头郊区后脑包村抓捕我党的村干部和群众20余人，全部杀害。8年间，被日本宪兵队装麻袋投入黄河溺死、活埋、割首悬城示众的包头军民就有300余人，另有遭逮捕刑讯、残害致死、暗杀枉杀之人不可计数。
3、伪蒙古宪兵中队
1937年11月，包头伪蒙古宪兵中队成立，由日本人山本实任教官。主要任务是协助日本宪兵队对车站、渡口、码头、城门等处行人进行检查，对娱乐场所进行管理，执行日本宪兵队交给的侦查、跟踪、监视、盘问、逮捕、审讯、监押、行刑等镇压抗日军民的任务，同时还潜入苏联、外蒙古，河套傅作义部驻地，甘肃、宁夏、青海等国军驻地及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收集情报、绘制地图，为侵略战争做准备。
（三）日本驻包领事馆
1937年冬，侵包日军设日本领事馆包头出张所。1939年5月升格为领事分馆，馆址在今东河区新中巷1号，首任领事浜田源太。1942年升格为领事馆，领事馆设外事系，负责外交事务；总务系负责任免、奖惩和物资供应；行政系负责日本工商业管理、卫生业和日本艺伎妓馆管理；拘留民系负责对日、韩侨民的调查、登记和纠纷处理；新闻系负责日本出版物管理和中国报纸刊物的审查，管理蒙疆新闻社包头分社。领事馆外设警察署，下设警务系、司法系、户籍系、经济系和情报特高系。领事馆不仅以管理本国侨民为由，从事间谍情报活动，而且是伪政权的“太上皇”，指使和监督伪政权对包头地区和人民进行殖民统治。
四、侵华日军对包头的殖民统治
（一）掠夺性的经济“统制”政策
为支持其侵略战争，满足国内生产生活需求，经济上，日本侵略者实施“统制”政策，对包头境内的皮毛、煤炭、矿产资源、金融业等大肆掠夺。
日军侵占包头后，将包头县商会改为包头市商务会，商务会设顾问、秘书、交际员、事务员、调查员、会计股、文书股、庶务等，首任会长是广恒西经理董世昌。商务会下辖12个同业公会和“十六社”，几乎涵盖了包头所有的工商业。1940年，商务会将“十六社”一律改组为公会或组合。日军通过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物价、物资、贸易的统制对工商户大肆掠夺，致使包头的工商业饱受摧残，工商业户大量倒闭。1938年，贸易额减少四分之一，商户下降500户，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包头工商业已濒于奄奄一息的境地。
包头沦陷后，日本顾问部在包成立了“物资协调班”，对经济活动进行军事管制政策，重要物资都必须经过日本人同意才能进行贸易。“物资协调班”成立后便将包头各生皮庄和皮毛店近6万张毛皮、200余万斤绒毛强行低价收购，使包头的皮毛经济遭受巨大损失。
1938年2月，由日本8家公司集资在张家口成立了“蒙疆羊毛同业公会”，在包头设立支部，用日本人指导的价格大量收购羊毛。到6月15日，从包头收到羊毛、驼毛、山羊毛、绒近200万斤运回日本。
1938年，日本强占包头南门外东南方菜地100亩建立“蒙疆皮革株式会社”，年投产3万张，年产重革60吨，轻革31万平方尺，除支持侵略战争外，还将半成品运回日本。
1939年，日本成立“大青山煤炭株式会社”，没收了石拐沟内的全部私人煤窑，并强占包头漠南矿业有限公司的全部煤矿，采用机械化方式开采，将优质煤炭全部运往日本。到日本投降时，约有200万吨优质煤被日本运回国内。日本还派出大量地质勘探人员搜寻、掠夺包头的矿产资源，并将开采的铁、云母、石墨等矿石运回日本，支持其侵略战争。
1941年春，日伪政府和特务机关，在包头成立了“西北保商督办公署”，设在伪市公署对面的南大院，由投靠日本的回族人蒋辉若（字文焕）任督办，意在吸引西北旅包客商，利用通商关系收集河套傅作义和甘、宁马氏防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同时利用蒋文焕与马鸿逵父子的关系拉拢、利诱马鸿逵投日，以实现其成立“回回国”、肢解中国的目的。
包头日本陆军特务机关为了调动经济汉奸的积极性，还成立了“包头通商会”，会长为广恒西经理蔡绍文，地址在大文明巷路南大院。该组织要求各店代客把皮毛运到通商会交贸易科登记，转检查科由日伪人员检查后换货物。“实为鼓励和控制各路客商，为日寇搜刮皮毛、牲畜、矿物、药材等物资”。
1944年4月20日，日伪同和实业银行将包头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3家当行合并为兴亚当包头分当，3家当行75000元资本全部被提走。
（二）推行“奴化”和“分化”教育
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强化殖民统治、奴役人民、分化抗日力量的目的，在包头推行名为教育改革，实则进行“奴化”和“分化”的教育制度。伪市公署成立后，设行政股教育系，并设立“日语讲习所”“包头青年学校”“包头回民青年学校”“包头蒙古族中学”等，强迫学生上日语课，造“兴亚语”，同时散发奴化宣传品，企图消亡中华文化进而消亡中华民族。1938年，伪市公署将原县立马王庙小学等14所小学合并为10所小学，绥远省立第二中学（今包头市第一中学）因包头沦陷停办，师生离散各奔东西。
在实施奴化教育的过程中，日本侵略者规定各级学校每天早晨举行升旗仪式时，师生要向东方遥拜并向日本国旗敬礼；师生在路过日本神社、遇到日军时要鞠躬或致敬；举行仪式或游行庆祝日军“胜利”，为日军战死者“慰灵”；小学生要背诵“我等要与日本协力，建设亚细亚”等《学生信条》，中学生要参加军事训练，被灌输“武士道”精神。日本侵略者表面上极力倡导儒教，每年秋季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孔仪式，实则为了宣扬“忠君敬上”的思想。日本侵略者强制各类学校和行政部门学习日语，在学校里规定学习日语的时间多于汉语和蒙语；在社会和行政部门里，用考试制度、奖励津贴、业余补习等手段引诱、强迫官员和平民学用日语，以营造所谓的“亲日氛围”。
在实施“分化”教育的过程中，日本侵略者不仅对汉、蒙、回族的初等、中等学校分别设立，不准蒙古族、回族学习汉文，不准汉族学习蒙文。还对汉、蒙、回族学生施行不同的教育政策，对蒙古族是“培养我政权之核心人才”，对回族是“以进行西北地区工作为目标”，对汉族则是“特别要彻底贯彻民族协和思想”。
（三）毒化社会风气
日本侵略者还通过鼓励种植和贩卖鸦片，设立赌场、烟馆、妓院等行为，毒化社会风气，消磨人民的反抗意识。
1938年春，由伪市公署出面在市区设立东西两个俱乐部，东俱乐部设在东前街洋井院，由伪蒙古军承包；西俱乐部设在财神庙街天德源后院，由哥老会承包。这两个名为“俱乐部”的机构，实际上是赌场。粗略估计，这两个俱乐部在7年间共榨取约4000万元，其中“仅承包费一项，就榨取了1700万元，其他乱七八糟的款项，更不可计算”。包头的老百姓对这两个赌场痛恨至极，称之为“万人坑”，许多人因为赌博而家徒四壁，卖妻鬻子，家破人亡。此外，日本在萨拉齐县城内东楼子店院和固阳县新城东门外也设立了赌场性质的“俱乐部”，用以搜刮民财，败坏社会风气。
1938年，伪市公署成立了清查局，负责丈量烟苗和收购烟土工作。并召集一部分在地方上倒贩烟土的人员在财神庙三道巷五号院组织了“土药组合”，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引诱、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土药组合还成立若干“收纳处”，收购烟土、奶浆。当时，“包头有20多万亩水田种植鸦片。鸦片收割后，日军垄断收购、贩卖，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在日伪政权的纵容下，包头市内烟馆遍地，人民深受其害。”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严禁鸦片后换来的良好局面也不复存在。
日军还在包头饭店设“日本窑子”，在涂师爷巷及新中巷设“朝鲜窑子”，在定襄巷、平康里广设妓院。《包头史话》记载：“当时包头城内有妓院三四十家，妓女达数百人（不包括暗娼），还有日本艺妓娼妇115人，开设了‘日本窑子’和‘高丽窑子’”。此外在城门外、东门外三处军营、牛桥街东、胜利路开设“慰安所”“善邻协会”等，强征日本、朝鲜及包头妇女供日军泄欲。
（四）建立日系和亲日社会团体
日本为了加强其在包头的殖民统治，还组织成立了一系列的日系和亲日的社会团体，全方位服务于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主要团体有：
1、日系
善邻协会是日本于1933年在东京成立的组织，以举办医院、诊所等“慈善事业”和“睦邻友善”为幌子，行笼络被占地区人心，策动社会知名人士为其所用之实。日军侵占包头后成立善邻协会包头支部，设立包头医院，举办回民医师培训班，利用一切机会为日军做宣传、挑拨汉回蒙各族矛盾和策反抗日队伍。
蒙疆兴亚协力会成立于1942年10月，总部在张家口。同年12月1日，包头支部成立，其宗旨是动员蒙疆地区各界人士给日本人捐献钢铁，以供建造飞机、军舰之用，同时发动各界妇女和青年慰问日军和勤劳奉仕活动。
日本居留民会是日本领事馆为管理本国侨民成立的，该组织声称其宗旨是“维护日本侨民的合法权益”，实则行掠夺包头人民财富，剥夺包头人民生存之权。
帝国在乡军人会是日军退役军人在包头的社会团体，负责组织动员退役军人为侵略战争发挥作用，维护驻地退役军人的利益，并积极参与日本驻军特务机关、宪兵队、领事馆警察署的有关行动。
国防妇人会包头分会是包头日本籍妇女的群众组织。据1941年统计，包头有日本妇女973人。国防妇人会动员在包的日本妇女为“大东亚战争”效力，开展捐献钢铁、救护日军伤员等活动。
经济报国会是由日本厂商和日蒙合资企业成立的组织，该组织负责发动在包日企为侵略战争提供金钱、物资的支持。
包头日本商公会是日本侨民为协助日伪政权进行物资配给和统制，维持日本商民利益的组织。
2、亲日社会团体
1939年12月19日，兴亚院蒙疆联络包头出张所成立。1942年1月17日，德穆楚克栋鲁普颁发“兴亚手谕”，在张家口组织兴亚协进会，其纲领为“一发扬东方道义；二协助大东亚战争；三确保治安，提高民主”。兴亚协进会大力宣传“亲善思想”“王道乐土”，消灭“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打到、驱逐共产党，奠定管内治安，振兴产业，从精神和物资两方面全力协助日本”等侵略言论。通过举办各种演讲会、电影会、日语讲习所，组织阅览亲日报刊，发行公债，捐献军用飞机等活动营造“亲日氛围”。兴亚院蒙疆联络包头出张所改称兴亚协进会包头支部，兴亚协进会会员证可代替良民证，看电影8折优待，以此笼络人心，积极收集情报，检举抗日爱国的“可疑分子”。全市约有4000人抱着不同目的加入协进会。
1938年秋，日本侵略者出于挑拨民族关系、实现分而治之的目的，拉拢亲日回族上层成立“蒙疆回教联合会”，在包头设立支部。其职责是：利用回族渠道搜集西北地区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拟划、审核回民经济事业；发放回民商贩营业牌照和征费；对回民青少年的调查和对所辖各学校的行政指导；负责回民户口调查、登记以及民事纠纷的调解业务等。
日军为进一步发动对我国西北的侵略战争，把包头作为西进的桥头堡，1938年成立了西北回教联合会甘宁支部，办公地址在新太店巷6号。其任务是向西北地区回民商人刺探情报，并多次派人向宁夏马鸿逵递交劝降书，策反马鸿逵部降日。
日军侵占包头后，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拉拢包头本地社会组织青帮（也称安清会）为日本服务，成立蒙疆包头民生会，受张家口蒙疆民生会总会领导。其主要活动是搜集大青山抗日游击队的情报，门徒80余人。
总之，在日军殖民统治包头的8年时间里，日军通过设立各类殖民机构，政治上利用伪政权进行统治，镇压抗日活动；经济上实行“统制”政策，疯狂掠夺资源；文化上灌输亲日反共的思想，压迫、奴役人民大众；并通过推行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残害包头人民，消磨人们的反抗意识。日本残暴的统治行径给包头地区和人民造成了巨大创伤，至今遗留在包头境内的部分殖民机构遗址就是印证日军侵略罪行的最有力证据。这些遗址告诫我们要时刻铭记这段历史，要同反人类、反和平的势力进行坚决斗争。
五、日本投降和包头光复
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法西斯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了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6日、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百万苏军对盘踞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发起全面进攻。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盟国作战”。10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发布大反攻命令。国民党方面在美军空运、海运的帮助下，迅速占领各大城市，接受日军投降。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日，傅作义令国民党暂3军暂17师第3团（团长靳书科）向包头进发。16日，傅作义任命靳书科为包头城防司令，代表傅作义接受日、伪军投降。17日，3团进驻包头，接管城防，将日军和机关职员以及侨民2700多人集中起来，等候处理。至此，日军对包头长达8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包头光复，日军设立的各种殖民机构也随之停止运行。18日，傅作义率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和绥远省政府人员进入包头，成立包头市政务委员会和警备司令部，马秉仁为政委会主任委员兼警备司令。抗战胜利的果实被国民党抢夺。
结语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更是未来的起点。我们回顾历史、调查历史真相、记录历史事实，不是为了延续和传播仇恨，更不是为了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制造中日关系裂痕。而是为了以史为鉴，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面向未来，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任何粉饰侵略行径、掩盖侵略真相的行为，终究会在众多历史事实的印证下不堪一击。只有认真反思战争罪行、真诚忏悔才能得到战争受害国的原谅，才能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中国近代百年来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也证明：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方能自由。腐败独裁的国民政府并没有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繁荣富强的希望，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纪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继往开来。